也许在冥冥之中，我与地处川渝地区的开县有某种缘分，也许是命运中必须有接兵这一段经历，1975年冬，我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亚东沟里正与一帮年轻的战士伐木烧炭的时候，突然接到团里通知，命我赴刘伯承元帅故乡四川开县（现为重庆开州区）接兵。
 
喜从天降，我有点情不自禁。要知道，对于接兵我是有念想和期盼的。早在六十年代自己参军入伍时，在湖南东南部那座小城里，几名身着草绿色干部军服的接兵干部出现在大街小巷，他们步伐坚定，英姿飒爽，引来许多人注目观望，一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也羡慕不已，梦想着有一天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这一天终于到来，梦想就要成真，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藏道入川
 
出发那天，我们20多名接兵干部集中在团部，每个人一身藏区军人冬季服装的标配：戴着棉帽，穿着棉衣棉裤，披着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足蹬毛皮鞋，提着折叠成豆腐块形状的背包和其他行李，依次缓慢地略显笨拙地爬上一辆装有篷布的解放牌运输车。把背包作为坐垫，车厢板作为靠背，相互依偎地坐着。很快，汽车缓缓移动，在团首长和机关干部的目送下，沿着奔腾的亚东河一路向北，向拉萨方向驶去。

亚东位于西藏南部，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山麓，与印度、不丹接壤，是西南边陲的前哨和军事要塞，主要地形地貌为高山和山沟构成，高山与峡谷高差达三四千米，呈现一道道大自然的奇异景观。团部驻地下司马镇，海拔只有2800米，两旁山上森林密布，郁郁葱葱，空气清新，气候适宜。汽车在盘山路上蜿蜒前行，海拔逐渐增高，森林变为稀疏的灌木林，变为高山草甸，气温不断降低，空气越来越稀薄，当汽车爬出亚东沟，一片广阔的草原出现在眼前，不远处有一排排呈褐色的藏式民居聚集在一起，那就是世界第一高城，海拔4300米的帕里镇。
 
我们集体下车，在这里做短暂停留，主要任务是排放小便。帕里海拔不算很高，却是有名的风口，一下车，大家就领教了寒风的威严和凛冽，被吹了个透心凉，赶紧把皮大衣裹紧。呼吸也有些急促。抓紧方便后，勉强站了一会儿，举目四望，一片苍茫，天上没有鸟儿，地上不见人影，只有远处矗立的高高雪山和草地上一簇簇游荡的牦牛群。是啊，冬天的帕里，荒凉，严酷，凄美，不是久留之地。
 
汽车继续在高原山地和盆地间穿行，经过抗英英雄城江孜，经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羊卓雍湖，跨过雅鲁藏布江大桥，于第3天抵达拉萨城，住宿拉萨兵站。晚上，托带队副团长的福，通过熟人弄了一点热水，洗脸擦身，还美美地洗了脚。晚上睡得真香！
 
次日一觉醒来，阳光明媚，全身轻松，精神抖擞，从这天开始正式踏上有公路魔鬼之称的川藏线。
 
李白在《蜀道难》中感叹：“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此，蜀道难，闻名于世。其实，无论从海拔的高度，道路的长度，行进的难度，藏道远胜于蜀道，是货真价实的难于上青天。可惜一千多年前的李白一生与藏道无缘，不然不知要发出怎样的感叹。
 
对川藏线，我并不陌生。1971年秋，我第一次进藏就是走的这条线，从成都到拉萨整整用了14天。14天与雪山、草地、冰川、湖泊、悬崖、峭壁、峡谷、江河相伴，见证了天路的雄奇、壮丽、险峻和魔幻，体味了藏域的独特魅力和行路的无比艰辛。正如有人形容的：在这条道上行走是“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

川藏线上有14座大山，每一座大山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巨大屏障，车辆难以翻越，对过往人员更是一次体力、毅力和心理的严峻考验。我们翻越的第一座大山叫米拉山，是念青唐古拉山的一部分，海拔5000多米，高于山下1500米，是一座从平坦地带陡然隆起的大山，十分壮观，被称为拉萨门户第一山。汽车沿着七弯八拐的盘山公路缓慢向上爬行，到了山口，风景突变。这里云雾缭绕，能见度很差，车子只能像乌龟一样慢慢前移；寒气逼人，山上和路面积有冰雪；高原反应明显，头痛和胸闷等症状如约而至。突然，在路旁看到了木桩上悬挂的大片醒目奇特的风马旗，在呼啸的山风吹拂下瑟瑟发抖，并发出簌簌作响的声音。有人介绍，米拉山因她的壮观和神奇被当地藏民奉为神山，在山口悬挂风马旗，是对大山的一种敬畏，祈祷山神保佑他们子孙后代幸福平安。
 
翻越米拉山只是小试牛刀，更大的考验在后面。
 
最让人叫苦不迭的是翻越怒江山（业拉山）。记得从拉萨出发的第5天，汽车到了奔腾咆哮的怒江边，海拔只有2700米，沿盘山公路向上行驶，经过72道拐、99道弯，爬到山顶已达4700米，像乘直升机升空一样升高2000米，非常震撼。气候变化显著，依次由亚热带转变为温带和寒带，相当于跨越了几个纬度，让人惊讶。植被也是呈阶梯变化，由阔叶林过渡到针叶林、灌木和高山草甸，十分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创造了神奇，也给行车带来了磨难。高山缺氧，大气压低，导致发动机进气量减少，燃烧不完全，动力大幅降低，加之砂石路面凹凸不平，增加摩擦和震动，汽车就像一头年老体衰的老黄牛一样步履蹒跚，晃晃荡荡，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吃力。速度很慢，慢得让人心急火燎、躁动不安，甚至感到是一种煎熬。对此，有人急啊，可急有什么用，你又不能推着它走？只有忍耐再忍耐。特别令人沮丧的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车子竟在半山坡上“趴窝”了。原来在高寒地区，汽车长时间爬坡，负荷过大，产生过多热量，极容易发生“开锅”现象。应对的办法，就是让车停下来，让发动机慢慢降温、冷却，再向发动机注入冷水。驾驶员与几名战士一起抓紧忙活，其他人则站在一旁观看，静静等待发动机冷却，半个多小时后功能恢复，车子重整旗鼓继续爬山，不负众望到达了山顶。傍晚住宿山下邦达兵站。回头一计算，费了一天的劲，仅仅只翻越了一座大山，行走了几十公里。
 
最危险的大山应该说是位于巴塘和左贡之间的觉巴山了，30公里的盘山公路，几乎都是在垂直90度的悬崖上延伸，上依绝壁，下临深渊，这里曾经发生多起车辆坠入谷底车毁人亡的惨痛事故，是名副其实的鬼门关，让每一位路过的人员特别是司机心生恐惧，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车子开到山脚下，往往都会自觉停车，对车辆各部位逐一检查，确保万无一失，因为在悬崖绝壁上不能允许有任何闪失。检查完毕还要坐下来，抽支烟提神，以最佳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车辆启动，慢慢朝悬崖开进，司机双手紧握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全神贯注，如履薄冰。一块小石子从崖壁上掉落下来或者是车辆一个转弯、一个刹车，都牵动着我们身上每一根神经，心脏也随着车子的颠簸而蹦上蹦下，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说实话，那时候还真有些恐惧，我们还年轻，还有自己的未来和梦想，可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当然，可能是老天爷的眷顾亦或是司机的沉着应对，最终我们平安过关。不过下山后司机发现，在高原的冬季，自己背上竟还沁出了汗珠。
 
第9天，赶到了位于横断山脉高山峡谷中大渡河畔的泸定县城，留宿泸定兵站。趁天黑前，我们一行人怀着朝圣的心情，兴冲冲地赶往红军大显神威的泸定桥。
 
来到桥边，在桥上行走体验一下是必须的。不过铁索桥并不那么容易把握，既需要胆量，也需要经验和技巧。有人莽撞，以为铁索桥与铁桥、木桥、石桥一样，没有什么差别，结果刚踏上桥，一晃动，人就站立不稳，桥下汹涌奔腾的激流和河水撞击大石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又增添恐惧，只得慌忙抓住旁边的铁索护栏不放，战战兢兢，不敢前进半步，引得大家大笑。我和好几名同志是第二次过铁索桥，掌握了点诀窍，全身放松，步伐自然，在桥身晃动中把握身体平衡，行走比较自如。后来尽管有人恶作剧，故意摇动铁索，晃荡幅度加大，但我们仍顺利地在桥上走了一个来回。

站在桥头，久久凝视古老的铁索桥和桥下桀骜不驯、令人生畏的大渡河，回想当年红军18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炮火，爬上已拆掉木板的铁索，匍匐着义无反顾向对岸前进，最终夺取泸定桥的壮举，感慨万分。先烈们是伟大的，他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勇敢和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传承。
 
第10天，翻越川藏线上最后一座大山——二郎山。海拔虽然只有3000多米，但气候恶劣，变化多端，常年有冰雪、暴雨、浓雾、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发生。因是冬季，我们经过的时候，见到的是银装素裹、冰条垂挂的北国风光景色。在山顶停留时，还有幸见到了阳光下蜀山之王贡嘎雪峰奇观。这可能是老天爷赏给我们的面子。
 
下山的路是渐渐走向温暖，走向人间天府。接近山底时，进入大山与平原的过渡地带，风景这边独好。道路两旁一棵棵樟树、柏树、板栗树和一幢幢简朴而又颇具特色的川西民居不断映入眼帘，犹如一幅移动的风景画。几处房屋上空炊烟袅袅，大蒜炒腊肉的香味飘入鼻腔；狗在吠，鸡在跳，我们则心旷神怡。一切都那么自然和谐、相映成趣，仿佛回到了熟悉的故乡。
 
第11天，汽车顺利到达成都附近的简阳县石桥镇，这是师留守处和新兵团所在地，也是高原战士在蜀地的家。我们把笨重的羊皮大衣、大头鞋和背包等卸下来，寄存在这里，并进行短暂休整。两天后，我们再次启程，乘火车到重庆，转乘轮船到万县，再乘汽车直奔开县，马不停蹄、满怀激情地拥入到“帅乡”的怀抱。
 
开县印象
 
从进入开县的第一天开始，耳闻目睹，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逐渐立体起来。走访应征青年和当地父老乡亲，无拘无束地闲谈聊天，常常听到他们引以自豪的口头禅都是“金开县，银梁平”，意思是在万县地区论富饶，梁平只能算老二，开县才是妥妥的首富。富在哪里？一些人如数家珍，列举的宝贝一串串。比如说，开县地域广阔，山多、林多、雨水多，一条彭溪河贯穿全境，加之大大小小的支流、水库、山塘密布，水资源十分丰富，拥有重庆水塔之称。这座巨大的水塔，灌溉着百万亩农田，确保庄稼旱涝无忧，五谷丰登，不富饶都不行。矿产资源也丰富，煤、天然气、地热、温泉和有色金属等储藏量大，品种多，质量好，这些宝贵的资源为工业发展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看来，“金开县”的名头并不是徒有其名，还是蛮有底气的。
 
如果说富饶是开县的底色，悠久的历史文化则是开县的魂。接兵期间，我与临江区委一位副书记交谈甚多，这位爱学习思考的当地干部深情地对我说，尽管开县地处大巴山区，远离大城市，但历史文化底蕴仍深厚。他介绍，开县是个古老的县，始建于东汉初年，已有1800年的历史。人才辈出，清代以来犹盛，清同治年间，开县籍人士李宗羲曾任两江总督，清末涌现“公车上书六举子”，由此，开县作为“举子之乡”誉满全国。特别是我党我军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刘伯承，更是开县籍人才的杰出代表。他19岁投身辛亥革命，先后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功勋卓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刘伯承元帅“仗剑拯民于水火”的奉献担当精神和传奇人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开县人。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无数青年在其影响下参军参战，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1300多名，令人肃然起敬。
 
开县也是人口大县，人丁兴旺。记得我们到开县的第二天，在县里举行的欢迎接兵部队的大会上，县人武部长骄傲地说：“开县是一个超百万的人口大县，也是每年征兵过千人的兵源大县。”当时听了很震惊，惊叹开县就是一个超级大县。要知道，那时我老家全县人口只有20多万，差距太大了。后来仔细想一想，开县地域广阔，自然禀赋丰盛，人丁兴旺是必然的。
 
事实上，我接兵所在的临江区，人口就超过10万，人多，兵源充足，青年参军积极性高，而征兵指标有限，竞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完成征兵任务有充分保证，忧的是定兵太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是有套路的，那就是通过报名、目测、体检、政审、集体定兵等环节，实行逐步淘汰，最后实现优中选优。在征兵季，人武干部个个都是大忙人，忙不迭地走村串户，与应征对象及家长见面交谈，摸清真实情况。即使回到机关，也有不少青年找上门，带着感情，表明决心，坚决要求参军到部队去，应接不暇。

临江区机关所在地临江镇，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距离县城20多公里，地势平坦，良田万顷，如同地名表明的那样，是一个靠近江河的镇，宽阔丰沛的澎溪河缓缓从镇旁流过，气象万千，应该属于典型的鱼米之乡。镇子有好几条街，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农贸市场等一应俱全，其规模不亚于一座小县城，隐隐地透出曾经的繁华。但是随着一段时间在农村走访观察，随着不断增多的生活体验，对开县印象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立体、更真实，一个跟“金开县”名号不一样的现实版的开县呈现在我眼前。
 
那段时间，我被安排在区机关宿舍住宿，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简陋陈旧，走在木地板上，嘎嘣嘎嘣的响声就一路跟随。安全也有隐患，楼板上多处有陷阱，要特别小心。最烦的是晚上，成群的老鼠上蹿下跳，发出吱吱的尖叫声，把你从睡梦中吵醒。
 
区机关食堂的伙食更是差得要命，最要命的是缺肉少油。每天的菜谱几乎都是萝卜、白菜、南瓜、土豆之类，寡然无味，难以下咽。一次，我走进厨房，师傅正在烹制米汤焖胡萝卜，不见一点油星。我纳闷：“怎么不用油？”他回答：“油票很紧张，平时炒菜很少用。”我无语。心有不甘地回到显得有些冷落的餐桌上，对正在一个人默默吃饭的区人武部长说：“这样的伙食，时间长了身体怎么受得了？”他看了我一眼说：“条件就这样，没有其他办法，有时回家吃，征兵期间在农户家吃得多些。”我唏嘘不已，感叹农村基层干部生活的辛酸。我那时才20多岁，精力充沛，特别需要营养却又吃不饱肚子，饥饿难耐时，满大街找吃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面馆，终于吃了一碗难得的肉丝面。
 
还逛过一次临江农贸市场。那天是赶场日，打算到市场上买点油条、豆浆、凉粉之类的小吃解解馋，没想到寻了半天，竟一无所有。农贸市场规模不算小，但人稀物少，显得冷清、萧条。物品也单调，就吃的东西看，似乎只有素的，且都是萝卜、白菜、南瓜等蔬菜当家，鱼、肉等荤菜则不见踪影。我问一名赶场的老年妇女：“怎么没看见卖猪肉的？”她见我穿军装，又是外地口音，估计是个买主，便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身边轻声说：“有卖的，肉都藏在蔬菜下面，只是价格比较贵。”
 
也吃过几户农家人的饭，最难忘的是，在应征青年雷世友家。那天与我同去的有公社人武部周部长和大队雷支书。这是一个贫困家庭，父亲病故，哥残疾，嫂子智障，只有母亲和一个尚未出嫁的姐姐是劳力，日子过得很艰难。尽管如此，雷家仍倾力置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闲谈中，雷支书告诉我们，酒席上的东西，除大米和蔬菜，鸡、鸭、鱼、肉、蛋、豆腐乃至菜油、白酒等东西，既要花钱买，还要有票证，为找票证求了好多人。席间我上卫生间，发现雷世友的母亲和嫂子正蹲在外面屋檐下吃饭，好奇地凑过去一看，怎么也没想到两个碗里竟都是由大米和蔬菜熬制成糊状的大杂烩。叫她们屋里一起吃，都直摇头。想到我们在隔壁屋喝酒吃肉，他们却在屋外喝汤吃素，心里顿时不是滋味，鼻子也酸酸的。再回到桌子上，有些木然，只默默吃饭，不再说话。一行人辞别雷家一会儿，我借故有物品遗留在雷家，返回把5元钱硬塞在雷世友母亲手上。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全国都受到极大冲击，农村的情况大抵如此，开县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不幸成了重灾区。
 
到“帅乡”接兵，参观元帅故居是情理之中的事，几次确定动身都因故未能成行，好生遗憾。好在几十年后，科学技术可以让我在互联网上尽情浏览，有机会在网上见到元帅故居的真容。当那座土墙青瓦半边茅屋的三合院出现在眼前时，我欣喜、激动，终于圆了几十年前的梦。更让人惊喜的是，竟还亲眼目睹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兴建的刘伯承纪念馆和矗立在纪念馆一侧的刘帅铜像。纪念馆恢宏大气，铜像神似，显现出刘帅运筹帷幄，胸中自有百万兵的军神形象。至此，我心中无悔了。
 
开县之行，让我人生又拥有了一个魂牵梦萦的地方，一辈子又多了几个难得的有情有义的异乡朋友。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有缘在那块土地上相遇，真诚相处，情投意合，弥足珍贵。石碗公社人武部周部长，与我萍水相逢，却感情甚笃，生活上关怀备至，工作中合作愉快，难以忘怀；开县战友万德金，从认识至今近半个世纪，虽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的心始终连在一起，他的每次问候都温暖着我；开县战友雷必宽，几十年来一直保存着我在临江接兵的那份记忆，多方打听我的消息，令人感动……
 
行军在巴蜀大道上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到了离开开县的日子。
 
那天已是1976年农历正月15日，天气晴朗。在县城那条最宽广的大街上，一溜解放牌运输车像长蛇阵一样整齐地停放在一边，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一道道耀眼的光，一列军人像守护神一样站立在车辆左侧，那阵势，透出威严和神秘。身着崭新军服，腰间束着皮带，两肩交叉斜挎挎包和水壶，背上背着背包的新战士，在接兵干部的引导下，依次登上各自车厢，秩序井然。送行的家长与看热闹的人群混杂在一起，你拥我挤，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真像一个大喜的日子。
 
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这支西藏新兵部队即将开拔，经万县、重庆赶赴新兵训练基地——简阳县。
 
在鞭炮的噼噼啪啪中，车队徐徐向前开动，渐渐地，欢送的人群、熟悉的街道乃至整个县城被甩在了后面，直至完全隐没。车队加速向西行驶，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加快，在干燥的沙石路面上形成一条黄色长龙，坐在车厢后排的战士深受其害，灰尘满面，变了模样。路面不平，车辆颠簸，加之车厢被篷布罩住成封闭状态，通风不畅，一些新战士出现晕车、呕吐等症状，痛苦不堪。好在路程不长，两个多小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车队来到长江边上，抵达万县港。这里有一艘巨轮在静静地等待我们。
 
数百名新战士走下汽车后排着长队来到港口旁，远远地就望见了停泊在江面上的这个庞然大物，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轮船，犹如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震撼、惊奇、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甚至还有人情不自禁地发出欢呼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瞪大双眼，两眼放出光芒，要把眼前这稀世宝贝看个透，看个清楚明白。我也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驻足观望。巨轮巍然屹立，银灰色船体，光滑简洁，带有小角度的倾斜，高耸入云的桅杆竖立在中央，五星红旗在桅杆上迎风飘扬，飒飒作响，旁边有炮塔、雷达之类的设施相伴，犹如为五星红旗保驾护航。
 
轮船底层是巨大的船舱，曾经装过无数巨量的货物，今天却是新兵部队食宿和休息的场所。各连、排、班按照统一划定的范围，有序排列，每个人确认具体位置，把被褥摊在船舱钢板上，一个可坐可卧的简易地铺就完成了。
 
在船舱待了一阵，我总感觉有些闷，和许多人一样迫不及待地走上甲板，透透气，看看风景。在甲板上流动的人群中，巧遇一位年轻水手，主动与他攀谈起来。水手系重庆人，个不高，善谈。他介绍，这艘船是美国四十年代制造的登陆运输舰，曾在国民政府海军服役，1949年该舰起义回到人民解放军手中，后来退役用于长江航运。他幽默地说：“你们是交了好运，能坐上这样的船。这船性能很好，航速快，安全性强，在长江航行20多年没出个什么故障，你们放心乘坐吧，晚上睡一觉，明天上午准能赶到重庆吃午饭。”
 
轮船缓缓驶出港口，进入长江主航道，汽笛长鸣，破浪前行，在水天一色的图画中如诗般飘荡。忽然，一艘巨大的货舱悄然驶过，如一道静谧而威严的移动壁垒。进入夜晚，轮船仿佛进入穿越时空的隧道，探索未知的奥秘，义无反顾地走向远方。舱里，灯光黯淡，一片静谧，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们，已幸福地进入梦乡。
 
经过20多小时的昼夜航行，轮船于第二天上午抵达重庆，远远就看见了山城的影子。越来越近了，映入眼帘的是气势磅礴的朝天门码头，高耸的大厦，鳞次栉比的商铺货栈；朝下看，碧绿的嘉陵江水和褐黄色的长江水在此交汇，清浊分明，形成了独特的“夹马水”风景，其势如野马分鬃，激荡起一股汹涌的漩流，为天下绝观。走下轮船，沿朝天门码头拾级而上，进入主城区，途经解放碑、七星岗、两路口等繁华闹市，转而下坡进入菜园坝火车站。

菜园坝火车站坐落在长江与鹅岭之间一块长方形的土地上，面积不大，局促狭小。设施也简陋，没有像样的候车大厅，只有两条风雨长廊式的候车亭，广场好像也没有，只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水泥坪。车站条件有限，新兵部队只好被安置在这个没有遮风挡雨的坪上就餐、休息、候车。幸运的是，那天老天爷关照安排了个晴天，比起淋雨，晒太阳，对农村出来的青年来说那是小菜一碟。餐后不久，连队接到通知，运载新兵部队的军列晚上6:50发车，我们一看手表，才中午1时10分，意味着要在此等候将近6小时。
 
我也算是老重庆了，曾在驻守这座城市的一支部队服役多年。那时候有一个规矩，宣传最高领袖最新指示不过夜，部队常常在夜晚举行庆祝大游行，我和战友们一次又一次用脚步丈量了渝中区一带最繁华的街道，阅尽了山城的万千风光。我抬头凝望火车站后面的山头，山顶是鹅岭公园，山坡上则为某野战军军部大院。记得1969年，我在鹅岭公园山顶旁的军无线电报务集训队训练近一年，近水楼台，无数次站在高台上俯瞰山城无与伦比的夜景。从报训队结业回到军部大院无线电连，昼夜在报务机房里值班，青春在滴滴嗒嗒声中飞扬。在这座军营里，有我青春的记忆，还有尊敬的首长和亲密的战友。
 
望着望着，心里有了一个计划，何不趁候车时间充裕，到近在咫尺的老部队走一趟。新兵营首长非常体谅，听我介绍完情况便爽快同意了，吩咐快去快回，不要误了火车。
 
这一带我是轻车熟路，走出火车站，沿山城“棒棒”们常走的登山步道飞快地爬上两路口，乘坐一站公共汽车到鹅岭公园，对面就是军部大院，警卫战士正挺胸持枪肃立在两旁。我整理一下衣帽，像大院里其他干部一样昂首挺胸大模大样走进去，并向卫兵还军礼。走进无线电连那座熟悉的二层楼房，熟悉的首长和战友们一个个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又惊又喜，握手、拥抱、让座，尽情畅谈。是啊，分别5年多，岗位、职务和环境变了，也更成熟了，但我们的战友感情没变。老台长靳天成，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报务老师。1969年冬，我们俩携电台随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到涪陵处理造反派武斗事件，待了10来天。那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经历，我们都难以忘怀。同年入伍的老战友，一起训练、值班、生活多年，感情甚笃，相互知根知底。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显得格外开心，谈到曾经经历的趣事，我们仍像过去那样开怀大笑，无拘无束。
 
很快4个小时就过去了，尽管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想起我的使命，必须马上返回。依依不舍与战友们惜别，约定将来再相见。
 
傍晚，满载新兵部队的军列准时从莱园坝火车站发车，沿成渝铁路向西奔驰，于第二天上午顺利抵达简阳火车站，进驻四川空气分离厂。至此，从开县到简阳的巴渝大地千里行军终于落下帷幕。
 
简阳练兵忙
 
位于成都平原东部边缘的简阳，可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历史悠久，西汉时期就建县。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备战备荒，进行“三线”建设，一批工厂落户简阳，其中包括四川空气分离厂。到七十年代初期，不知什么原因，该厂部分停产，机缘巧合被部队首长相中，俨然成为西藏军区部队一新兵训练基地，一度死气沉沉的厂子又重新热闹起来。
 
要说热闹，当然非军训动员大会莫属，而且最具仪式感和鼓动性，那场景，几十年后我仍记忆犹新。大会开始前，各连驻地几乎同时响起急促的集合哨声，各级干部大声督促：“到门口集合参加动员大会，动作要快！”像听到防空警报一样，战士们急忙束上腰带，背上背包跑出房间，快速进入集合地点，班、排、连依次清点人数完毕，连长一声令下：“全连注意啦，立正、向右转、目标——动员大会会场，跑步走！”很快，随着队伍行进的节奏，连长连续发出“一二一”短促有力的口令，最后，和全体人员一道一字一顿、铿锵有力地呼喊口号“一、二、三、四”，呼喊声响彻云霄。会场中央设有一简易主席台，营首长端坐其上。各连队面对主席台依次坐于草地上。大会开始前进行唱歌、拉歌。各连连排干部带头唱，热情高涨，毕竟新兵连学唱歌没几天，显得生疏、生硬，与老部队比，效果差强人意。大会正式开始，营长作军训动员报告，内容包括军训的目的意义、训练项目和要求等。各连连长表决心，讲完以后呼喊口号：“XX连有没有决心？”战士们答：“有！”“有没有信心？”战士们再答：“有！”全场以掌声予以鼓励。教导员作总结讲话，并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提出要求。大会结束，各连队跑步离开会场，“一二一”口令声再次在广场响起。
 
日常训练由连排组织进行，排长肩上的担子不轻。我入伍在无线电连，从事的是报务工作，以后又到北京学习印地语，在营部当书记，在连队任副政治指导员，没当过班长、排长，军训对我来说是弱项。庆幸的是，1970年国庆21周年时，我作为北京大学军队学员参加了天安门阅兵，之前进行了近两个月魔鬼式队列训练，受益匪浅，个人队列动作水平不输一般连排干部，尤其是小正步走得相当标准。队列动作看似简单，实则有难度，准确掌握需要较长时间反复练习。为快速提高队列训练水平，部队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包括讲解、示范、体会、练习、纠正动作、讲评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训练者的吃苦耐劳精神。开县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天赋不算高，其显著优势是训练热情高，不怕吃苦，不甘落后，一个动作重复无数次也不厌烦，不达标不罢休。晚饭后是休息时间，操场上仍能见到三三两两坚持练习的身影；晚上就寝后，有人在睡梦中仍喊出“立正”、“向右转”的口令。作为排长兼教官，看到战士们饱满的训练热情，非常感动，信心倍增：有这样好的战士，哪有训练水平上不去的道理！我工作更努力了。但连续超负荷运转，还是将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应付不了一双双渴求得到指导帮助的眼神。情急之中，想找个“小帮手”助一臂之力，稍一思考，目光就锁定在万德金身上。这个小伙子头脑灵活，军姿挺拔，动作标准，应该可以承担此任务。果然，他一上岗，很快进入角色，无论是示范还是纠正动作都是有模有样，效果不错。
 
为了检验训练效果，营、连往往会分别组织进行会操竞赛，以班、排或连为单位轮番上阵，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展风采，一见高低。这种竞赛，靠的是实力，还有稳定的心态，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稳操胜券。在一次全连的会操竞赛中，我带的班发挥得特别好，口令准确无误，动作整齐划一，勇夺第一名。尽管这个荣誉层级低，还是口头宣布的，没有什么奖状，仍让大家对我刮目相看，排里的战士更是欢呼起来，好像中了什么大奖。
 
军训不仅仅在操场上，平时的养成教育也是一项重要内容。那时，各级首长训导最多的言语是：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要有良好的军姿，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并一以贯之地实行。养成教育还体现在各项活动中，特别是晚上开展的活动。内容包括读报、看电影、教唱歌等，每周必有一个晚上开班务会。班务会政治性很强，人人必须发言，汇报思想和工作，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班订有一份《解放军报》，其中社论和重要文章是必学内容，一人朗读，全班聆听，最后大家谈学习体会。看的电影都是战争片和革命故事片，如《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战士们很喜欢。教唱的歌曲，如《打靶归来》、《南泥湾》等，简单明快，易教易学。星期日本是休息时间，管理教育仍没有停。在院内，战士们可以自由选择洗衣服、打篮球、打扑克、“摆龙门阵”等，没人管你。但外出必须请假，外出人员严格控制在15%以内。每一名人员外出还须熟知一些具体要求：注意军容风纪和交通安全，遵守公共秩序和群众纪律，归队要及时销假等。
 
军训是艰苦的，锻炼人，也改变人，一个多月军训让一个个新战士逐步变得成熟和坚强，初步实现了农村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这时候，我仿佛听到军号已吹响，遥远的西藏边防部队在召唤，是时候启程了。
 
向西藏进发
 
简阳火车站，一列长长的周身漆黑车身粗壮的军列停靠在站台旁边，所有的铁门敞开着，一队队身着寒冷地区部队冬季服装显得有些笨拙的新战士，正有序进入车厢，引起了许多旅客的围观，有人好奇地问：“这些新兵要往哪里开？”原来，这是西藏军区新兵部队的战士们，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军事训练结束，分别从四川空分厂和石桥镇汇集到这里，即将奔向遥远的西藏边防。

列车员嘴里吹着长长的哨音，手中挥舞着绿色小旗，列车徐徐向前，继而加快速度向川北地区，向秦岭山区、关东平原，再折向西向甘肃、青海驶去。这时候，我们的心已经到了西藏，祈祷列车飞起来往前赶。可现实是列车行驶很慢，过秦岭时，列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在九曲回肠的山道蠕行，气喘吁吁，痛苦而缓慢。就是在平地上行驶，好像也快不了好多，特别让人难受和费解的是，列车常常在没有任何征候的情况下停车，往往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当我们在偏僻的停车点，眼巴巴地看见一辆又一辆的列车从旁呼啸而过时，心里别提有多窝火，忍不住发牢骚：“难道我们的军列是后娘养的，只有让别人的份？”后来问列车员才知道：军列是临时计划用车，为了不影响铁路原有的正常运行，只能在调节的时间段行驶，所以停车和等待的时间长。我明白了，军列实际上是瞅空子行驶，和平时期，军队要服从全国发展和稳定大局。那时国家穷，条件差，不体谅不行啊。

条件差也体现在军列的简陋上。它俗称闷罐车，原是铁路系统一种运送货物的厢式货车，后来逐渐用于军队物资和人员运输。每节车厢长30多米，约4米宽，左右两边有滑动的大铁门，供货物装卸，车厢上方左右有8个小小的铁盖式窗户，向上推开可通气采光，下雨降雪时关闭。一个车厢可容纳40人左右坐卧，在这个移动的不见天日的封闭的空间里日复一日地生活，不无聊是很难的。白天好过一些，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打扑克、下象棋或“摆龙门阵”，有时还统一组织唱唱歌。漫长的夜晚就有点难熬了，天一黑，窗户采不了光，也没有照明工具，黑灯瞎火，除“摆龙门阵”其他什么都干不了。而能说会道“摆龙门阵”的人就那么几个，白天已经用尽了劲，晚上再提不起精神口吐莲花了，千呼万唤也得不到响应。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大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躺在用自己褥子铺垫的硬邦邦的铁板上，翻来覆去百无聊赖地打滚，许久以后才在火车车轮滚动发出的哐哧哐哧的响声中迷迷糊糊地睡去。
 
最不方便和尴尬的是大小便，尽管上车前反复打招呼，控制饮水，拉干排尽，仍有人没控制好。小便好说一些，找个偏僻地段，把车门推开一条能容身的缝，站在车门口就可解决问题。大便就没辙了，如有战士叫喊要大便，即使急得团团转、脸红脖子粗，如何痛苦难受，也只能叫他忍，一直忍到下一站。
 
最快乐的时候是到军供站用餐，既能解决温饱，又愉悦了心情。记得那一天在兰州，从车站到军供站的路上，战士们的兴奋劲展露无遗，无论是两旁的高楼、商店，还是特有的黄土高原景色都吸引着他们的好奇眼光，就连对地上结的冰、屋檐下悬着的琉璃样冰柱也感到很奇怪，有人忍不住问：“怎么农历二月了这里还结冰？”走进军供站大餐厅，宽敞明亮，一排长长的窗口正在供应饭菜，井然有序，好有气派。食物中除了米饭外，每人还有一个当时很稀罕的香喷喷的白馒头，大厅一侧置有一大铁桶，里面的海带汤在升腾热气，可随便舀。一碗热饭一碗汤，全身温暖，惬意无比。
 
就这样，走走停停，慢慢腾腾，在铁路上晃荡了好几个日日夜夜，军列终于顺利停靠在西宁站。这意味着铁路之旅结束，最艰难的青藏高原“天路”之旅又将开始。
 
不敢耽误时间，记得在西宁只住了一晚，第2天一早，满载着新兵部队的车队就正式踏上了著名的青藏公路。这条路，也是古代唐蕃和亲、文成公主进藏入吐蕃之路，西宁至拉萨长2000公里。离开西宁，一路映入眼帘的满是黄土高原景色，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看不尽的塬、梁、峁、黄土丘，树木稀少，植被低矮，水土流失的痕迹随处可见。几小时后，翻越日月山，这一地区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结合区，自有一番风景。我们无暇游览日月山景色，径直继续前行10多公里，当晚住宿山下的倒淌河兵站。
 
兵站是军队在后方交通线上设置的供应、转运机构，而遍布青藏高原交通线上的大大小小兵站，主要任务是为军队过往车辆和人员提供食宿、医疗、车辆维修等方面服务。平均一百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在人迹罕至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寒地带，兵站就是过往车辆和人员温暖的家。

晚上的住房是一排一排的土坯平房，房间内沿墙是木板土炕通铺，铺有草垫或棕垫，一间屋可睡20多人，打开背包铺上，就一个挨一个睡。晚餐主食是米饭、馒头，菜是土豆、白菜、萝卜几种菜熬一锅，加上些猪肉，还有一桶白菜汤。第二天的早餐是稀饭、馒头，外加咸菜、豆腐乳。这里的食宿条件很普通，可以说是整个青藏线沿线兵站的缩影。
 
过青海湖时，时值三月，春寒料峭，万物复苏，湖水清澈见底，呈现宝石般的碧绿色。湖畔上已长出青草和花卉，随风摇曳，一批批候鸟在湖面、草地、岛屿上走动飞翔，令人陶醉。当晚宿于湖边的江西沟兵站。
 
车队继续在柴达木盆地行驶，沿路都是连绵起伏、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一场风刮来，沙尘飞扬，漫天飞舞，一片迷茫，让人望而生畏。第5天到达连接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四省的交通枢纽格尔木，并在此休息一天。
 
格尔木被人称为兵城、汽车城，部队多、军人多、车辆多，尽管兵站已具超大规模，容纳量很大，食宿仍达到饱和状态，车辆挤满了停车坪。这里条件稍好一些，食堂饭菜品种增多，特别难得的是，每天每人供应一瓶热水，用来洗脸、擦身、洗脚。兵站小卖部有香皂、牙膏、防冻油之类小商品可供选购。战士们在此休息、娱乐，逛商店，观赏兵城特有的街景。驾驶员则抓紧时间对车辆进行检修。
 
第7天早餐后，兵站停车坪上的车灯早已打开，人声鼎沸，驾驶员给汽车加热水，手摇发动汽车，新兵部队整队清点人数，各车车长训话：“依次上车，慢上轻下，注意安全……”车队出发，沿青藏线向南行驶约30公里，一路伴随的戈壁滩上特有的骆驼草隐没不见了，昆仑山突然出现在眼前。开始爬山，海拔逐渐增高，车队像一条长长的巨龙盘旋缓慢前行。当晚宿昆仑山口的纳赤台兵站。这里海拔3600米，比格尔木高出800米，高原反应初步显现。

第8天沿昆仑山继续前行，海拔越来越高，晚上到达4675米的五道梁兵站。五道梁在青藏线上名声很大，有句顺口溜称：“人到五道梁，哭爹又喊娘”。形象、逼真。的确，这里处于高寒地带腹地，大气压低，紫外线强，氧气只有平地的60%多，不适合人类居住。实际上，自青藏线通车以来，千千万万途经五道梁的人，在十分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有的患高原病不治，驾鹤西去，更多的则是饱受各种折磨，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们到达五道梁时已是四月初，仍是天寒地冻，寒风刺骨，见不到一点春天的影子。高山反应威胁着每一个人，普遍症状是头痛、心悸、胸闷、厌食，严重的全身无力，呕吐，躺在床上不停发出哼哼声，甚至哭哭啼啼。随队医生到各个房屋逐一问诊送药，并一再叮嘱：注意休息，不要乱动，不要大声说话，多喝开水。并安慰：不要紧张，慢慢就会好起来。尽管如此，哭喊声仍没有停止，不少战士在床上坐卧不安，脸上露出痛苦、紧张和对生命的担忧。面对有点失控的局面，我突然想到，这不正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极好机会吗？对付高山反应，吃药是一方面，也许提振精神更重要。打定主意后，立即召集全排在房间开会，专题学习毛选名篇《愚公移山》。一名班长拿出我随身携带的单行本《愚公移山》开始朗读起来，一时间，他那带有纯正四川腔味抑扬顿挫、充满激情的声音持续在房间回荡，清晰，动听，入耳，入脑。朗读完后，我鼓励大家：“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在进藏路上，我们遇到了高山反应这座大山，这座大山也是纸老虎，只要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一定能战胜它，最终到达老部队。”我问：“同志们有没有决心？”众答：“有！”事情就那么神奇，可能是药物起了作用，更可能是精神的力量，总之会后不久，战士们就慢慢安静下来。
 
过了五道梁，继续向拉萨方向行进，一路经过唐古拉山口、长江源头沱沱河、可可西里无人区、藏北草原等地，食宿在温泉、安多、当雄、羊八井等多个兵站，海拔都在4500米左右，其艰苦程度与五道梁相差无几。在途中，我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无怨无悔，勇往直前。
 
就在我们奋力前行时，想到还有一个群体也在默默作奉献，那就是长年累月坚守在生命禁区为过往部队服务的沿线兵站的战友们。这些年轻战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头发自然卷曲，眼睛略显呆滞，脸呈古铜色，手背青筋暴突，手指甲凹进……每次看到他们这副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模样，我的心就痛。我知道，这模样是严酷的大自然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痕，是火红的战斗青春付出的代价。他们的模样有些怪异畸形，心灵却是最美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高原红！
 
第14天，车队终于顺利到达拉萨，大家欢呼雀跃。稍作休息，各新兵营就此分道扬镳，各自奔赴驻地。我们团新兵营继续向南前行，三天后到达亚东城，接兵任务圆满完成。
 
这次入川接兵，环绕西藏、四川、重庆、陕西、甘肃、青海六省（市区）转了一个大圈，历时数月，行程8000多公里。这经历，刻骨铭心，是以为记。

作者简介：陈和欢，湖南省安仁县人。从军十九年，其中在西藏高原十五年，后转业回地方工作，现已退休。原安仁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现安仁县关工委执行主任。喜好阅读和思考，闲暇时撰写散文若干篇在地方和军队刊物发表。

 

责任编辑：侯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