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香格里拉”，还是“桃花源”，皆是人们对于充满诗性的人居环境最美好的文艺想象。从人居物质环境中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诗性”符号传承，到人居精神环境在传统文化的美育中“再造乡愁”，直到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互通“天人合一”，中国人有理论、有方法、有能力、有路径把诗意的人居梦想变为现实。人造就了诗意的世界，世界陶冶了诗意的人生。

“人，诗意地栖居”——荷尔德林
焦泷天艺

人居环境是指适宜人类生活的环境。其可分为人居物质环境和人居精神环境。人居物质环境是指一切服务于居民并为居民所利用，以居民行为活动为载体的各种物质的总和，包括居住条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等。人居精神环境是指居民在利用和发挥物质环境系统功能中形成的一切非物质形态的总和，如生活情趣、方便舒适度、信息交流、社会秩序、安全与归属感等。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物质环境是精神环境的载体，精神环境是物质环境的价值取向。人居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呼应程度是衡量人居环境优劣的标尺。

人居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是如何建立并产生呼应的呢？现实中人们认为只要提供了足够类别、数量和质量的物质环境设施，就足以使居民自发产生安全、审美和归属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法国诗人、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建筑学就是栖居的诗学。”在欠缺“精神性”的人居环境中，人与其周围所处的空间很难良性互动，无法达到人们所追寻的“幸福感”。
      
创建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而非“环境”。要建设适宜中国人的人居环境，就要发扬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在中国人所崇尚的“人文世界”中，人们对“美”的最高表达就是“诗意”。自古以来，中国人以诗歌抒发情感，描绘对生活的感受，对美的想象。美学家朱光潜在《诗论》中提到：诗是“自然与艺术的媾和，结果乃在实际的人生世相之上，另建立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本是一片断，艺术予以完整的形象，它便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小天地，超出空间性而同时在无数心领神会者的心中显出形象。”这种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小宇宙”，也就是生活的至高境界可以用陶渊明的诗来诠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处在拥挤的人群中，却有淡然平和的心境，代表了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与精神世界。

“诗性”是人从生活中体悟到具有“超越性”的美。这种美虽然来自于生活，同时它也是高于生活本身的。在人的所有活动中，审美活动最容易引发诗性，因此进行自我“美育”是最有效的实践。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说道：“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情感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在城市中，我们有很多陶养美感的途径——比如参观博物馆，在富有地域代表性的博物馆中感悟跨越时间的文物历史之美；在图书馆学习书法，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体悟律动与平衡的艺术之美；在大剧院观赏戏剧，在抽象的演艺舞台上回味人生的至真情感；在公园里和三五好友一起弹奏民乐，抒发自己或开心或惆怅的内在情绪……生活在现代都市，对“乡愁”的定义可能不再仅仅是那蜿蜿蜒蜒的小道，那“模糊的怅惘”，更多的是在一种精神上找到美，找到诗意，从而再找到归属感，“此心安处是吾乡”了。

最后，人居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互通，是“天人合一”的现代“诗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蕴主要源于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而人居环境诗学里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环境、人与他人、人与自我，都达到一种“中和”之美。“中和”是人与环境的相互融合，“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中和”是人与他人的包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中和”是人与自我的接纳，“君子温润如玉，大雅卓尔不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无论是“香格里拉”，还是“桃花源”，皆是人们对于充满诗性的人居环境最美好的文艺想象。从人居物质环境中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诗性”符号传承，到人居精神环境在传统文化的美育中“再造乡愁”，直到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互通“天人合一”，中国人有理论、有方法、有能力、有路径把诗意的人居梦想变为现实。人造就了诗意的世界，世界陶冶了诗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