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地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马克思、恩格斯）、列（列宁、斯大林）毛（毛泽东的思想）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只有毛泽东同志等十二位代表，五七个成员，七个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经历了六次危及命运转折的重大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同党内右的、“左”的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①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②瞿秋白、③李立三的“左”倾盲动冒险主义路线；④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⑤陈绍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路线、右倾投降主义（抗日战争时期）路线；⑥张国焘反党反中央、自立伪中央、分裂红军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浪中不断巩固、发展、壮大。正是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引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曲折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转危为安，由弱变强，从小变大，从挫折、失败到胜利，直到取得中国资产阶级新民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南湖船舫里诞生起，就是一位自始至终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建党前，李大钊还在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1918.11.15。“十月革命”后的第八天）鼓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并与美国实用主义小资产阶级反动文痞胡适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此文章由李大钊寄自秦皇岛市昌黎县五峰山中现“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北京《每周评论》载岀）逞口舌之快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意识到：“国家坏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他说：“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改革……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他号召：“诸君：……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铁路工人……矿工……电报司员……电话司员……造船工人……航业工人……五金工人……纺织业工人……建筑业工人……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他接着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旣久，其发必速。”
    他最后断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民众的大联合》（1918年写就。1919.7.21/7.28/8.4《湘江评论》先后刊出））。
    并同时对胡适之之“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叫嚣以痛斥，指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见《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同志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问题研究会”（暨马列主义问题研究会）的同一章程）章程）。
    《民众的大联合》在《湘江评论》上的连载，开启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先河，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京的《每周评论》报道：“《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四川成都的进步刊物《星期日》，立即全文转载，四川无产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也被点燃。
    因为《湘江评论》反帝、反封建、反反动军阀统治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所以使北洋军阀张敬尧四兄弟（尧、舜、禹、汤。湖南人称“四匹狼”）及那些清朝余孽对它恨之入骨。当《湘江评论》第五期正在印刷时，张氏兄弟带着军警包围了承印该刊的湘鄂印刷公司印刷厂，查封了《湘江评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对查封《湘江评论》（因连载了《民众的大联合》）、《新湖南》（毛泽东同志均为主编）的湖南省（督军、省长）反动军阀张敬尧，进行声讨。并积极组织驱张运动，领导和组织“学生联合会”举行长沙各校学生总罢课，向全国发出：“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誓言。并亲率驱张代表团赴京，除了沿途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军阀政府的演讲，历数张敬尧等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反革命罪行外。并登报揭发张敬尧勾结张宗昌购买鸦片种子的照片，掀起全国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高潮。
    到达北京后，他在寄居地福祐寺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以此为平台，指导驱张运动和为湖南赴法“新民学会”会员办理岀国勤工俭学事宜。在这里，他精读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的马列主义著作和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籍。
    “在我第二次北游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籍，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在那时候所能找得到的中文共产主义的著作。有三本书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上最正确解释之后，便从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名：一本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还有一本是刻儿枯朴【柯卡普（kirkup）。应是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海复社林雨文翻译英文版《西行漫记》出的错，或是斯诺的听黄华翻译的错——著者】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零年的夏天，在理论上——也有几分在实践上——我也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以后，我便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见《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二月版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三：革命的前奏，第104页）。

责任编辑：侯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