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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零年六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驱张”运动和他借助“驱张”运动带动的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革命斗争高潮的冲击下，湖南人民终于将这个卖国（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军阀四兄弟赶出湖南。
    此时此刻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前后十九年（1901/1919.4）都在被开除、通缉、逃亡日本（先后五次）和秘密迁移等流亡生活中的陈独秀，被北京大学解聘后的牢狱中。
   一九二零年五月，毛泽东同志自北京，经河北保定、山东尼山、江苏徐州、南京，来到上海。为准备去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并在半淞园举行了一次赴法会员会议，进一步明确地把“改造中国与世界”规定为“新民学会”的最高宗旨。期望赴法会员不辱学会使命，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同志还和“新民学会”赴法会员到洗衣店去工作，同工人建立阶级感情。并发起组织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提倡实行“半工半读、互相协助”。
    在上海，毛泽东同志还组织和主持了“湖南改造会”，指导湖南的革命运动。“我第二次到上海。我又遇见了陈独秀……我和陈独秀讨论关于组织《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湖南开始着手组织”（同前）。而这时的陈独秀逃亡避难于上海。随后，陈独秀被林祖涵介绍到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工作。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一九二零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以他创办的“文化书社”作掩护，发起组织了“留俄勤工俭学会”，掀起了湖南留俄勤工俭学运动热潮。并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借助“文化书社”这个平十台，大量销售《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新俄之研究》等革命书籍以及其他各地的进步书刊二百四十余种。并将这些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刊、杂志送到工人们的手中。
    十月，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湖南长沙、安源、水口山、钢官、平江等矿区，也先后建立了团的地方组织。
    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到萍乡等县进行社会调查。同时，他还亲自在湖南纺织厂、湖南面粉厂、火车头修理厂，铁路工人、泥木工人及其他工人中，开办了夜校，建立了工会，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领导工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
    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大公报》十二月五、六日合刊上发表了《怎样做去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的文章。这是他继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在湖南长沙亲手创办中国第一所工人夜校以来，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革命真理，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领导中国人民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又一举措。毛泽东同志呼吁：“工人要抬高自己的地位，要脱离雇主【资本家——著者】的束缚，除掉努力奋斗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因为，一般雇主，都不是抱人道主义【即博爱主义、慈善行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慈善家”的代称——著者】的，那里肯顾到工人的死活。……希望雇主发慈悲心，改善待遇方法……是不可能的。希望人家鼓吹，以达到劳工解放的目的，也是没有效果。我敢断言一句，工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只有“紮硬寨，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 但是工人要想和雇主奋斗，应该先有坚固的团体……所以现在中国的劳工运动，最要紧的一著，就是赶紧组合一个坚固的劳工团体。……没有坚固的团体，以做后援，贸贸然向雇主宣战，没有不失败的。……大家联合起来，组合一个真正的劳工团体。……工人教育问题，是一切劳工问题的先决问题。……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劳工问题不解决，社会怎样能够安宁呢？”。
    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发表了《告中国农民》（见《共产党》月刊第三号）。他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这种自觉呀！”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还首先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你们不要说你们没有力量，你们的力量比什么还要大”。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主义者不能消极等待农民的觉悟，应该积极、主动地把共产主义思想灌输到农民中去。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七日至七月一日（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六期（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在上海闸北区兴业路七号（原为望志路10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船舫中。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到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湖南）、董必武、陈谭秋（湖北）、王烬美（山东）、王恩铭（贵州）等十三位中国人，他们分别代表湖南、湖北、山东、上海、北京、广东、和旅日等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和五七位共产党员。
   到会十三位代表中，陈公博（广东）六月三十日，在“一大”上海会场被不明男子闯入，辗转浙江嘉兴南湖途中，悄然脱离组织，返回广州。从此与国民党汪精卫勾结，成为中国共产党未诞生前，脱离集体后的一名汉奸卖国贼。
    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称“一大”代表为十二人。另六人是：
    脱党二人：      李达（湖南人）、李汉俊（湖北人）在“二大”上和“二大”后，因与张国焘、陈独秀发生矛盾，先后脱党。
    退党二人：
    包惠僧（湖北人。陈独秀推荐），因张国焘责难和白色恐怖退党；
    周佛海（湖南人。旅日），因长期与日本人和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于一九二四年要求退党。与陈公博一样，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走狗。
    开除党籍二人：
    刘仁静（湖北人），托派。一九二六年党派到莫斯科列宁学习，参加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派的活动。一九二九年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同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断党；
    张国焘（北京人），和刘仁静一样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陈独秀共产党中央重要领导者之一。由于陈独秀的信任，在党中央时一贯骄横跋扈，在党内长期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因他历次的严重错误，曾被留共产国际三年余，给他学习机会，改正错误。但他在国际不但不曾改正错误，反而参加了王明宗派主义在莫斯科的小组织活动，并与托派分子刘仁静过往甚密。后来几次写悔过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共产国际才允许他回国工作。回国后，参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中央委员会工作，并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将鄂豫皖根据地断送。……与中央红军在四川会师后，小组织活动旧病复发，违抗中央长征北上抗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肆意破坏党中央“丫角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决议，另立中央。……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共产党党中央再三挽救无果，张国焘公开投入国民党后，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党籍。
    共产国际二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