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困境，重构再造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单元、资源分布和内在结构。但这并不代表传统的县域治理、基层治理特别是村( 社区) “微治理”不重要甚至是不再需要。相反，它们是市域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与市域社会治理相辅相成，小微治理只能加强，不能松懈或忽视。

再次，什么是治理的对象? 这里所说的治理有狭义和广义之界分。狭义的治理对象主要是指传统的社会治安、矛盾化解、安全维稳等范畴，但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国际形势跌宕起伏，我国面临的治理挑战也愈发复杂多变，既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秩序重构课题，又有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治理的共性问题，更有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生成的发展方式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特殊问题。从这一层面来看，狭义的治理对象范畴界定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包罗万象，而治理对象的广义范畴应该包含但不限于党的建设、市场秩序、公共安全、公平正义、信访维稳、矛盾纷争、国家安全、营商环境、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因此，结合中国实际，本文中的市域社会治理对象采取广义定义，其内涵外延更宽广、更丰富。最后，什么是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通过文献综述与回顾可发现，我国学者在界定现代化时，多是在国家治理语境下对其进行探讨，概有目标说和过程说之分。综合起来，本文认为现代化可定义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兼顾目标与过程的有机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转型且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从党中央制度设计的初衷和现实需要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指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依归，在市域城乡层面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协同、融合运用“五治”，对安全稳定、公平正义、公共服务、市场秩序、民生福祉等治理对象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集体行动及其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全面发展过程。

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双重变革，但以提高治理能力为首要目标任务

在市域社会治理实践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既要充分依托市级立法权资源禀赋，完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体系，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治理难题，推动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又要提升基层自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须正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在倒金字塔的治理体系下，基层缺乏解决问题的权限和能力，常常陷入“能发现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的困境，久而久之可能会引致“小问题拖成大危机”的负面后果，甚至是“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尤其是在“压力型体制”的倒逼下，基层治理虚化、有责无权问题较为严重，缺乏解决问题的制度激励。比如在地质灾害的防治实践中，村( 社区) 既是属地责任方往往也是第一感知者，但要彻底解决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无非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选择易地搬迁安置或重建房屋，以此从地理空间上阻隔风险; 二是进行系统工程治理，通过工程措施对地质灾害本体消除危险隐患。但无论何种选择，基层街镇乡或者村( 社区) 都没有相应的能力、资源和权限治理解决，如果一旦避让不及时发生地质灾害并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等严重后果，属地政府却难逃其责，而地质灾害防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往往囿于资金、土地等限制，这至少需要县域甚至更高的省市层级进行统筹协调方能根治，属于典型的“能发现问题却解决不了问题”有责无权的治理困境。

(二)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只是治理层级提高，其治理重心仍需下移

城乡基层“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治理层级的提高丰富了治理资源和治理技术，提升了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