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相信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将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瞎子”，两种“盲人”。一种是生活在社会性底层的不识字无知无识的瞎子，叫“文盲”；一种是虽有知识，但处在社会性上层，远离劳苦大众，不了解广大人民疾苦，更看不到人民身上的潜在力量，这种人也叫瞎子。
     
晏阳初回国后，尽管他已经有了在一战欧洲战场教授劳工识字的经历，但还是身体力行，用了大半年时间，深入到中国19个省份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对当时农情国情进行了深入了解。1926年开辟定县实验区后，他率领平教会全体成员及家属深入到条件艰苦的定县，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在深入实际中树立了他的农村农民观。华东师范大学纪军教授在《晏阳初的农村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将其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农村的重建必须从教育开始。晏阳初认识到，中国是以农为主的农业大国，最为广大的是农村，农民人口占大多数，只有将潜藏在民间的巨大人力资源开发出来，促成农村的复兴，民族才有希望。他笃信教育的重大作用，认为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农村，农村的重建必须从教育开始，“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力量，才能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树新的社会结构”。
     
第二，坚持“民为邦本”的思想。晏阳初重视民众自强在农村改造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民主是有前提的，当“人民在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基本力量：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未曾开发出来，如何谈真正的民立呢？” 他提出安定、繁荣和“民立”理想，必须从为人民谋福利的基础入手。“安定，首先是人民的安定，使人民安定，才是社会安定之本”。教育的作用在于启发、培养和加强民众力量，催其觉悟，给其知识和能力，促其自力更生。
     
第三，农村中最需要教育的是青年。晏阳初认为：农村教育的对象应涵盖所有农村人口，是全民的教育，但同时又强调区分轻重缓急。他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得出结论，“农村中最需要教育的是农村中的青年，最缺乏教育机会的，也是农村中的青年”“青年有积极创进的勇气，是建设的中坚分子，又是直接生产者。如受到相当的教育，在有经验的成人指导之下，可以使整个社会移动，自动建设”。
     
第四，实施终身教育。晏阳初关注教育的连续性，强调割裂进行的教育不利于人一生的发展，农村教育必须着眼于整个人生的历程，开展全人生教育，他指出“民众教育一个任务，是对于人之一生都有其适当的教育”“教育的范围应该放宽，时间应该放长，自出生到老死，都在教育活动之中，生活的过程就应该是教育的过程。”

（二）要想“化农民”就必须“农民化”——向平民学习
     
晏阳初认为，深入民间的目的是为了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人民大众解决问题。要彻底地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地向农民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当人民的先生，首先要做人民的学生。强调知识分子在与平民结合的时候，要从根本上破除“上智下愚”的传统封建观念。说要想使自己的乡村改造事业取得成功，非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不可，非要向农民学习不可。
     
晏阳初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在他的带领下，当时国内文化教育界许多知名人士，以及众多留美、留德、留日的海外归来的博士、硕士，放弃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最多时超过500人，“博士下乡”成为美谈。有专家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